四川省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委会成立 我院吴俣教授当选为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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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身份容易导致公正对生效裁判的质疑夸大，也有损其他法官的形象。在美国，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法院法官博德曼（Broadman）在审理的两起案件中，两名女性被告人都是人们蔑称的救济金妈妈（WelfareMothers）。
而政府的具体体现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本身不能说话，是抽象的拟制的实体，所以其成员是国家机关的代表，为了能够令人满意地履行司法职务，法官就必须接受对其公民权利的限制。人民期待着他们赋予解决公民之间或公民与国家间争端权力的法官能够执法公正或看起来是公正的。在弹劾程序中，众议院是作为起诉人的角色，而参议院充当弹劾法庭的角色，行使弹劾案的审判权。不公开审判的案件，意味着诉讼参与人有保密义务。法官必须要求受法官指挥或者控制的法院人员不得从事上述行为。
法官兼任通讯员的做法理所当然应当禁止。《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4.10、4.11规定4.10.法官以法官身分取得的机密资料，不得用作与法官的司法职责无关的用途，亦不得为与法官的司法职责无关之目的披露机密资料。就如题记的动物分类，是作者对其所认识的动物的一种类别化的努力，使符合1属于皇帝所有……14远看像苍蝇的标准的所有动物有了它的归属，正是这种类别化使动物在作者的眼中成了有秩序的排列——即便是等等这种动物也有了它的位置。
2001年以来在《法商研究》、《现代法学》、《法学家》、《思想战线》、The Journal of Legal Pluralism and Unofficial Law等中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迈向深嵌在社会与文化中的法律》（独著）、《反对拐卖：行动与理论的反思》（副主编）等著作。医疗队来到后，曾遇到不少驱赶‘琵琶鬼的事件，队员们一面抓住时机耐心劝解群众，一面保护病人，立即给他吃药打针，病人常常因此好转痊愈。但是现代的一些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粗糙地对外国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不加认真考虑的移植，用外国的法律代替本国的法律实践积累、用外国的分类代替本国人的分类方式，从而导致国家法律制度的地方性特色削弱或丧失。
案情被视为特别严重的，用‘黑来表示。当立法者开始创制法律之时，首先要明确究竟将要运用法律来处理哪些事实，法律的管辖范围究竟到哪里，例如通奸究竟是否应该由法律来管辖，安乐死是否需要合法化。
有民族志记载：中甸和凉山彝族社会习惯法历来以‘黑、‘花、‘白三个等级作为衡量案情标准。短村面对眼前与未来的利益，最终还是选择了未来。而且惟有通过锲而不舍地勤学苦练，他才能够学会对现象进行区别和分类，并领会诸如‘空间和‘形状这些词汇的意义。总之，你对被你称为父亲的人采取的一切行为、态度是否合适已经被你所在的社会的亲属称谓这个基本的分类规定了。
在黑、白、花，或是黑、花黑、花白、白案中，在处罚的严厉程度和赔偿数额是依次降低。个案1 一项禁止入寨的规则 曼村是西双版纳的一个傣族村寨，这个村及附近的村寨中普遍有这样一条规矩：外村寨有人死而未葬前，其他村的村民不准进入本村，违者由召曼主持对其处于15元罚款并1只鸡、10包糯米饭、2只蜡烛用于祭寨心、寨神。对于一个不愿把法律当作工具、希望人们仍然能够怀着不同的价值和意义生存的人来讲，持一种法律多元主义的态度也是必要的——国家法律这个分类体系不能给予多元的价值和意义而地方性规范的分类体系为人们安排了他们需要的。分类是我们采取行动时需要依靠的一个重要指针。
并且，基于涂尔干的教导所谓的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案件十二种，两种亦不同。
在文章中，作者从人类学和社会学家笔下的分类开始谈起，分类是认识的起源、行动的指南和秩序的基础。进一步深究，会发现，傣族村寨中把某些人分类到鬼之系列和这些村寨面临的现实困境有关系。
分类就是把人、事物、概念、关系、力量等划分到不同类别中。曼村的这种以退为进的讨价还价非常有效。还要明确某个事实由哪部部门法来管辖，例如如果决定了法律要处理通奸的事实，那么是由刑法来管辖还是由民法来管辖？在同一部法律中对每个事实也要进行必要的归类，例如对拐卖妇女的行为和拐卖儿童的行为是否需要分别设置不同的罪名，或者统一作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律除了对行为进行细致的分类外，还要对人进行区分，比如哪些人具有成立什么样的公司的资格？哪些人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赡养关系只能存在于哪些人之间…… 总之，立法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分类体系的建构过程。1月28日早8：30村长又用广播通知岩某、村委会主要干部、部分党员、两个召曼和布章一同前往短村谈判。但是国家法律所表达和包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社会大众来讲是抽象和遥远的，而且这套普适性的、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性的分类体系不会包含人们需要的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生活的价值、对神的态度、对宇宙的想象等等构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意义，在这张巨大而精致的网里没有为人们预留用来悬挂地方性的意义或人生观、世界观的位置。我们之所以不会像王麻子那样用一支痰盂煮汤，是因为在我们既有的分类系统中已经把痰盂分到了肮脏的一类事物中了，就像我们不会在厕所吃饭一样即使这个厕所是未经使用的、即使每天都对它消毒和杀菌。
【原编者注】本文作者王启梁，云南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福柯在《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中曾经指出在每类文化中，都各自有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体系存在，分类体系则是一个社会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一个特定的知识型的产物。
针对短村除要对岩某处罚外，还要对曼村集体罚款500元钱的要求，提出只能按老规矩对岩某处罚，理由是：其一，岩某年轻不懂规矩，是无意而非有意得罪短村。还有两个事例值得介绍： 在解放以前，西双版纳的傣族和布朗族人民都把大象视为神物，不敢猎捕，但是一部著名的电影《捕象记》在西双版纳拍摄后，人们亲眼看着大象被猎杀后就不再认为大象是不可以伤害的，开始了猎杀大象的历史。
山桂花树是国家保护的珍贵树种，只有在保护区的深山中才能找到。按照哈尼族的风俗，老人死了要用山桂花树做棺材，必须一个死者用一棵山桂花树，不能两人共用一棵。
在另一份法律民族志中，作者写道： 花腰傣传统习惯法与现行法律制度在犯罪范畴上的不相适应,具体而言就是罪与非罪的矛盾,即现行刑事法律制度视为犯罪的行为,花腰傣传统习惯视为非罪。但是，粗心的王麻子买好菜回到家才发现烧汤的锅坏了，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出门买一口新锅。这种行为在现行《刑法》中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毁坏财物、伤害和杀人,而为刑法所禁止,但花腰傣的习惯法却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正义行为而加以提倡,因为‘琵琶鬼对当地村寨具有‘危害性,所以对‘琵琶鬼施以某种暴行是‘应该的,若不参与这种集体性的‘除害行为要受到村寨人的谴责。当然，傣族的人鬼分类观念的产生有其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此类行为大多导源于花腰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宗教文化。短村也由村委会干部、党员、召曼、布章组成谈判代表对付曼村。
三、法律为什么是地方性知识 晦涩的格尔茨告诉我们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法律，与英国上院议长修辞中那种密码式的矫饰有所歧异，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人可能是所有生物中最独特的一个，把自己的分类体系施加在环境中的物质现实上，并且以这种认知过程所产生的稳定环境进行生活。
其二，短村对曼村罚款500元不符合传统规定，没有依据。同样，分类也构成了法律体系的核心。
不久，朋友都到齐了，王麻子把一盘盘菜端上桌，最后端上来的是一缸乌江雄鱼汤——用痰盂煮的乌江雄鱼汤……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你是桌前的王麻子的朋友之一，你会有什么反应？这顿饭你吃还是不吃？那缸乌江雄鱼汤你是喝还是不喝？用痰盂煮乌江雄鱼汤的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即使发生也只会在很特殊的、可以原谅的境遇下发生），但是，我们有必要认真想想王麻子煮的、用痰盂煮的乌江雄鱼汤是否真的是肮脏的？是否就真的不可以吃？是否吃了真的会生病？其实，一只新的铁的痰盂并不会比一口长时间不擦洗的锅肮脏。其运用的原则是特殊的规定优先于一般的规定，于不适用特殊的规定时才适用一般的规定。对事件、现象等等的分类也影响着人们处理具体事件的方式、态度。所以，村民们的、在我们看来残酷、残忍的驱赶琵琶鬼行动，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作为其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每个人的行动都以其文化为根据。
曼村的村民认为他们生活的世界存在着7种重要的鬼，即披雅（魔鬼）、披抱（琵琶鬼）、披嘎（比披抱更厉害的一种会飞的鬼）、披社（心狠的官吏把犯人活埋或者丢到河里溺死，犯人死后变的鬼）、披哄（死得悲惨、因意外死亡的人变的鬼）、披旺（村寨中鬼的群体）、披勐（勐中的鬼的群体）。在欣赏完这个荒诞、可笑的动物分类系统后，在发出满足的（或其他的）笑声后，这种笑声是否动摇了你的思想？它是否对你回答法律是什么有所启示？ 一、分类对人类生活的意义 虽然涂尔干和莫斯的《原始分类》存在不少的谬误，但是仍然为人类学界重视分类这一问题奠定了经典的基础。
由于人们生活的环境、文化、心理等等的独特性，导致了人们的分类观念的不同，因此，这个世界到处都存在着不同的法律意识，法律以地方性知识的姿态存在并运作着——因为现实中有各种各样的曼村、花腰傣、彝族社会存在着，人们生活在各自不同的曼村、花腰傣、彝族社区中。1999年种的400多棵山桂花树已经全部成活，孩子们通过栽山桂花树的活动，也有了保护森林的意识。
而是为了更多元地解释法律及现实中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国家法比民间规范好或坏、民间规范与国家法冲突或协调等等之类的范式来理解无限多样、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法律现象，必须意识到差异、冲突的背后有其复杂、并可理解的原因，也惟有理解方能妥善处理差异和冲突。后来短村要对曼村集体罚款500元钱。